《杜凤治日记》是晚清州县官杜凤治(1814—1883)宦粤十四年、回乡闲居两年,共十六年间写下的日记。 原稿四十册(另第一本之前曾写五本,已佚),约三百七十万字,现存中山大学图书馆。 它毫不隐讳、有闻必录,连续记录了这位知县、知州的催征、听讼、缉捕、考试等公务细节, 以及官员任免、官场内幕、中外交涉、风土人情、物产物价、风俗祭祀、演戏赛会等社会万象, 是迄今所知篇幅最大的清代州县官日记,也是研究晚清州县制度、司法实况、赋税与官场生态的第一手史料。
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日记?邱捷教授在《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中作了分析:杜凤治写日记时已五十三岁才入仕途,有自知之明,自知不会名垂青史,几百万字的日记在当时也绝无刻印出版的可能。他写日记「为写而写」,除了记下亲历亲见亲闻,只为宣泄情绪。因此,日记中才有大量对上司、同僚甚至至亲好友的刻薄评论,甚至写下自己的隐私。
正因如此,这部日记作为史料反而更可信——它没有塑造自我形象、留芳后世的企图。它记录了清朝州县官「为何如此办案」,而不只是「如何办案」,这是其他经过层层修饰的档案、公牍、官箴书难以提供的。
这部日记手稿在中山大学静静放了半个多世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周连宽、冼玉清等前辈学者曾阅读、引用,但关注者少、利用者更少。原因有二:一是它于「重大事件」(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涉笔不多;二是分量太大,又以较草的行书写成,蝇头小字补写插写之处甚多,极难辨认。2007 年影印本面世,2021 年邱捷教授的点注本出版,这部沉寂百年的巨著才真正进入学界视野,两年内两次重印。
存世清代州县官日记中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部。
十六年间基本无漏记、缺记,公务再忙也坚持每日记录。
不打算示人,故不留情面,是官场与社会的「原始状态」记录。
杜凤治自同治五年(1866)到广东,至光绪六年(1880)辞官归里,十四年间在两县两州一厅间调任,两次任广宁知县、两次任南海知县、两次任罗定直隶州知州,并短暂署理佛冈直隶厅同知。
| 公历 | 任职 / 事件 | 备注 |
|---|---|---|
| 1814.5.11 | 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长塘 | 嘉庆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
| 1843 | 道光癸卯科顺天乡试副贡 | |
| 1844 | 道光甲辰恩科乡试中式举人 | 此后三次会试均落第 |
| 1855 | 入京大挑二等,取得「拣选知县」资格 | 此后三十余次候拣均落空 |
| 1866.3 | 抽得广东广宁县知县缺,4.27 领凭 | 时年 53 岁 |
| 1866.6.17 | 重开日记(同治五年五月初五) | 此前所记五本已佚 |
| 1866.9.11 → 10.17 | 离京赴粤,经天津、上海、香港抵达广州 | 全程 37 天 |
| 1866.10.24 | 接任广宁知县(首任) | 与前任何张希京交接 |
| 1867—68 | 因催征钱粮与广宁士绅冲突,引发上控与「闹考」 | 经数月博弈化解,未受处分 |
| 1868.2.19 → 2.23 | 交卸广宁,接任四会知县 | 由优缺调瘠缺 |
| 1869.8.25 | 卸四会任,回省城候缺 | 四会任上颇有政声 |
| 1869.12.26 | 抵潮阳,承办催征新旧钱粮 | 下乡催征七八个月 |
| 1870 秋 | 同治九年庚午科广东乡试任外帘官 | 本册记述逾五万字 |
| 1870.11.19 | 再任广宁知县 | 次年得总督瑞麟注意 |
| 1871.4.14 → 4.25 | 离广宁,接署南海知县,六月正式补授 | 广东省城首县,仕途转折 |
| 1874.5.10 | 交卸南海知县 | 主动请求卸任,获准升署罗定州 |
| 1874.7.9 | 接罗定直隶州知州印(首任) | 在任一年九个月 |
| 1876.4.11 → 4.19 | 交卸罗定,回任南海知县 | 两任南海共五年余 |
| 1878.4.22 | 交卸南海知县 | 总督刘坤一渐有看法 |
| 1878 | 署理佛冈直隶厅同知,办理善后 | 苦缺,五月患疟疾,六月回省就医 |
| 1878.10.29 → 12.3 | 再署罗定州知州,接印 | 在职多不顺 |
| 1879.4/6.16 | 幼子病殇;被撤任,新罗定知州范子昂接印 | 八月其子杜子榕病死 |
| 1880.3 → 10.4 | 上禀求退,离广州踏上回乡之途 | 时年 66 岁 |
| 1882.11.20 | 日记记至此日止,末句未写完 | 很可能是写日记时突然发病 |
| 1883 | 卒 | 据《会稽杜氏家谱》 |
杜凤治在日记中一再称在广东官不好当。学政杜联曾对他说:「天下宦途险恶未有如广省者,念及此实为寒心。既入网罗,何日得摆脱离此苦海也!」杜凤治深有同感。在第二次南海知县任上,他同布政使杨庆麟谈及各省官员任免,也说「天下官之难作、吏治之难未有如广东者也」。
原因在于:广东民情强悍、人心浮动、盗匪多、钱粮难收、涉外事件多,清朝各种则例已远远不适应当地实际;且广东经济发达、物价高昂,官员必须比别省捞取更多银钱才能维持,于是贪腐案件层出不穷,官场勾心斗角格外严重。同治十年八月,因办案受了盐运使钟谦钧的气,杜凤治在日记中写下了州县官们自我调侃的顺口溜,此后又不止一次引用:
现存日记共四十册,均以宣纸写成,开本大小不一,各本封面题署与该本内容不尽一致。绝大部分是当天所记,也有过一两天补记的,少数是若干日后一起补记,甚至有几年后一总补记的。当日纸张不便宜,杜凤治任官之初仍保留寒士习惯,每页写得极密、字极小,补写的字更小;后来境遇改善,后面几本字体较大、行距较宽,阅读反而容易些。
开篇写重立日记的缘起,大段追述家庭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的苦难,以及自己参加科举、举人大挑、候选补缺、得官的概略。正文记筹款赴任、离京赴粤及到广宁赴任的经过,其中有不少北京官员生活的记载,以及对天津、上海、香港、广州的观察印象,还写及到粤后续弦之事。
第四十本封面用小字写下了丢失经过:「失去任广宁之第二本,真堪怅。着跟班吴进由佛冈运书箱晋省,一箱登岸失手落水,失去第二本,究不知落于何处,无从查考。」
记清剿广宁土匪黄亚水二与谢单支手、广宁绅士控告「浮收」、应对士绅闹考等事。尤为详细地记载了征粮时官吏的各种手段,以及官、绅、民之间围绕征粮的种种纷争。
听讼办案的记载较多。四会比广宁贫瘠,但事务较简,杜凤治在此任上做得相当顺利,在上司与地方绅士中都获得好名声。
接赴潮阳催粮差委、动身赴潮阳的经过,及在潮阳催征新旧粮事。对潮汕地区强悍民风、长期欠粮抗粮以及官、绅、民复杂关系有颇为生动的记载。
奉调回省城参加帘差考试、准备入闱等事。第十五本大部分写自己在同治九年庚午科广东乡试时作为外帘官的经历,本册用五万余字记这场乡试。
注意处理好同地方绅士及各级上司的关系,也逐渐引起总督瑞麟的注意。
南海是广东首府广州府的首县,即所谓「广东省首县」,公务比一般州县繁重得多,日记有时相对简略。以其才能得到总督瑞麟等省级高官器重。
催征、听讼的记载较多且较详细。在任两年写下的七册共约六十余万字,各册封面题署分别为:第二十八本《由南海调署罗定州日记》,第二十九本《署罗定直隶州正堂日记》,第三十、三十一、三十二本《罗定州廨日记》,第三十三本《罗定州署日记》,第三十四本《权罗定州事日记》。
第三十七本在光绪三年十一月廿七日(1877 年 12 月 31 日)后停写近三年,至光绪六年九月初一日(1880 年 10 月 4 日)才重写。辞官回乡路过三水芦苞,补记了这三年「前事大略」共 37 页,总叙卸任南海、短暂任佛冈直隶厅同知、再任罗定知州,到辞职归里的概况。
第三十七本后面还有 43 页系回乡后所写,其中 26 页记述告病回乡经过,及处分财产的「分房另爨条款」;最后 17 页的「补记」是有关家族祭祀安排和自己身后安葬等事项。第三十八本前面部分写回乡旅途,后面到第四十一本都写回乡后的生活,有不少追忆早年生活的文字。后面的日记多数比较简略,大约因无大事可记,且日渐老病。
同治六年十二月初二日(1867 年 12 月 27 日),他同道台王澍等在傍晚接见广宁廪生岑鹏飞等人、处置闹考事件,事毕已近午夜,这天仍记了三千六百余字。同治八年六月初四日(1869 年 7 月 12 日),他到肇庆府城办事后在归途船上,足足写了六千多字。从日记补写的情况与公务的繁忙程度可以断定,他不可能先写草稿再抄正,多数日记保留了记录时的「原始状态」。
清代的基层政权设立在州县。州县官在官僚序列中处「中下」层级,却是地方治理的核心,总揽一州一县的赋税、司法、治安、教化大权,是连接朝廷与基层社会的纽带。
作为本州县唯一的主官,杜凤治需要管辖二三十万乃至上百万人。他的为官日常,主要围绕辖境的赋税征收、案件审理、盗贼缉捕、庶民教化和科举考试(科举的第一级)展开,公务繁杂琐碎,几无闲暇。
邱捷教授举了一个比附:晚清时期的知县,相当于县长一个人兼任全县所有局的局长,兼县法院院长与唯一的法官,还兼法医(动手检验的是仵作,但知县要到场并担责)。如果把知县比作今天的职位,大致相当于县委书记兼县长,又兼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公安局长、教育局长兼考试中心主任、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主任法医。当南海知县时,还要兼广州市市长、城管局长、水利局长、省外事办主任。
然而,县衙是「一人政府」,属下的文官少则一两个,多则十个八个,没有职能部门,专职专任的下级也很少;大部分公务经费朝廷和上司不提供,必须自筹。知县一切施政,归结起来就是维护清朝的统治秩序、保证按时足额上交赋税。
州县官要亲自主持科举最低一级的考试(州试、县试),并亲出试题、日夜阅卷。杜凤治在罗定复任时即开东西两县科试,东安案首取罗春芳,西宁案首取邱允升。此外还要定期巡查书院、义学,督促授课、考核生员。
赋税征收是州县官最繁重、最棘手的公务,直接关联朝廷财政收入与官员考核。无论在何处当官,杜凤治都要一年几次率领几十人到两三百人的队伍,挨村挨镇去催粮,一次就要连续下乡二三十天。催征队伍阵仗庞大,包括门、印、跟、茶号、三小、轿夫、执式、衙差、壮勇等几十到一百多号人。
晚清广东钱粮征收难度极大:咸丰年间的战乱导致大量土地册籍遗失损毁;民间土地买卖频繁且多不过户,田产权属混乱;书吏、差役、士绅层层经手,难免徇私舞弊。但朝廷核定的钱粮定额是硬指标,足额与否直接决定官员升迁去留。
晚清广东盗匪活动猖獗。杜凤治很重视缉捕辖境内的盗匪,日记中经常出现督促衙役、士绅防范和捕拿盗匪的记载,他还曾几次亲自率队缉捕。当时部分盗匪已配备洋枪,装备精良、机动性强,而衙役装备简陋、训练不足,多数盗匪难以抓获,只能擒获零星小股匪众。
州县官集行政、司法权于一身,辖境内只有州县官才有审判权。只要在县衙办公,杜凤治的多数时间都用于审理案件。晚清广东社会动荡、商贸活跃、人口流动频繁,民间纠纷与刑事案件数量远超内陆省份。清朝中后期的州县官每年平均审理 150—200 宗案件,杜凤治经常日审数案,遇命案、盗案更是连日办理。
审案之难还在于:勘查检验技术落后,当事人与证人常常隐瞒、歪曲、夸大甚至虚构案情;地方宗族、士绅又常关说或请人干预。不少案件反复审理十余日仍难厘清,部分案件记录数日后便无下文,最终不了了之。
州县官须按时主持文庙、武庙及地方神明祭祀仪式,每逢重要节庆、祭祀大典要斋戒沐浴、依礼行事。任南海知县时,因南海为广州附郭首县,还要统筹省城各级官员的祭祀事宜,协调场地、流程、礼仪等细节。
他经常一天之内处理多件公务。例如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68 年 1 月 15 日),清晨起床立即出发到几十里外的乡间勘验一宗抢劫案现场,再到另一处为一宗人命案验尸,其间还召见当地绅耆催征钱粮。下乡催征时,经常白天召见绅耆催征,晚上督促、责比粮差、殷丁,每晚还得处理衙署专人送来的公文。他即使生病也不敢多休息,稍有起色即起来办公。
邱捷教授认为,杜凤治日记最大的价值在于研究清朝司法与清朝州县制度。日记所记案件大概有几百宗,涵盖了《大清律例》大部分罪名。
目前我们看到的清代司法档案,都经过书吏、幕客、官员的加工;公牍、官箴书加工的情况更多。出于种种原因,这些文献所写与真实案情不一定相合,有时改写的原因甚至匪夷所思。杜凤治在广宁任上,有县民「争夺祀神利市花炮相殴」引发人命,但上详此案时司法文书改为「索逋起衅争殴致死」——二者于情于法本无多大差别,为何上详时要改动案情,今人只能猜测。可见即使是档案,其中案情也未必可信。
杜凤治日记所记案情当然也未必可信,但它最大的价值不在于案情真相,也不在于他「如何」审案,而在于他「为何」如此审案。有些案件他把前因后果写清楚了,有些写了一半没有下文,但每宗案件他都写了自己对案情的了解、疑问、分析、判断以及判决的理由。案情是否真实今天很难判断,但他写自己的思考却是基本真实的。
换言之,以往对清代法制史的研究偏重论述「如何办案」,对「为何如此办案」因缺乏可信史料而分析不多;日记的私密性恰好补上了这一环。
十几天内,日记就此案记述了一万多字,涉案者、勘查现场、验尸、案件来龙去脉,以及自己的思考与判断过程,都写得详尽清晰。
郭佐宸不到案,其父郭汝龙反告张启昌「系从贼著匪」,前任知州亦将张押候。杜凤治审理时认为裹胁跟随者「情尚可原」,援引圣朝宽大之意:
「粤省红匪滋扰之时,裹胁跟随为贼用者,乡间愚民十有八九,肃清以后首逆就戮,即有名著匪亦多骈首市曹,其余裹胁跟随情尚可原者,圣朝宽大,办理善后,概不深究,予以自新。以此论之,张启昌为贼与否初无实据,即真有之,无人切实指证亦应宽恤。郭汝龙架词越控何为乎?」
咸丰年间戴永英兄弟起事失败被杀,其妻妾子侄在监中拘押近二十年。杜凤治认为:
「罪人不孥,事已日久,不能详办,何苦任其瘐毙。」
郑绍忠招抚盗匪黄亚水二后打算将其斩首,找杜凤治商量。杜认为此举违背免死承诺,还会吓跑其他有投诚意愿的盗匪,建议先杀其羽翼,把黄带回营中「管束防逸」:
「伊已如釜中之鱼,砧上之肉,一二月后,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寻一事作为违令斩之,更两面俱圆。」
翰林潘衍桐兄弟与某户疍民因争夺沙坦涉讼,杜凤治实地勘查后未按潘氏要求判决,尽管潘有信来,他仍「当堂申斥,并于堂判中批明,责其以编修之清高而不知自爱」。
州民谭成坤欠堂舅胡国存九千文钱,为赖账竟诬控堂舅多项罪名。谭成坤诬告长辈依律本应反坐,杜凤治却将其从轻处理,又因舅富甥穷,判决债务全部勾销。胡国存一方因有亲戚「扛讼」,反倒被杜凤治罚银一百。
作为清朝官员,杜凤治当然标榜奉行王法。但今人一般认为官员不依法办案都是因为贪赃枉法;从他的日记看,这个解释远远不够。有些案件涉案者都是穷民,没有纳贿能力,他仍不依法办理,甚至不惜自掏腰包赔贴小钱让案件尽快了结。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杜凤治办案常用的手法。首先是为自己考虑,其次才会从人情实际出发适当体谅当事人。
都知道知县大老爷可以随时、任意打百姓的屁股,但未必知道:尽管清朝王法并未给州县官杀人权,州县官却可以相当随意地处置疑犯甚至无辜者的生命。日记以平实的语言写了州县官使用立毙杖下、站笼、钉人架子以及折磨之法杀人的例子,其中有用「钉人架子」把人钉死而根本不上报的记载——这类内容其他文献很少提及。李伯元《活地狱》写州县官以站笼和其他酷刑大批处死轻微犯罪甚至无辜者,读了杜凤治日记才知州县官普遍这样做,只是非刑处死的人数不会像小说说的那么多而已。
杜凤治对自己不遵循王法审理和判决的案件,都相当心安理得。他也常自夸审案用心:
「毫无私曲」当为自夸,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杜凤治确实比多数州县官更勤于、也更善于审案。
清朝的制度设计决定了所有官员都无法靠「法定收入」维持正常的公务开支,更不用说官场馈赠、贿赂与维持自身、家庭、家族的生活。所以官员们必须千方百计谋取法定收入以外的钱银。从督抚到未入流佐杂的各级地方官员、大小武官、北京的各级京官,乃至「清贵」官如翰林以及学政、乡试主考,无不如此。
日记提供了大量具体例证:
杜凤治的同年、同僚中有巡抚张兆栋、布政使邓廷楠与杨庆麟等;初到广东更有硬后台——广东学政杜联,同宗、同学、同年,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出任,是从二品钦差,在省内地位仅在将军、督抚之下而在藩、臬之上。杜联多次直接过问有关杜凤治的事,督抚藩臬都不能不给面子。
但杜凤治的本事在于不把自己绑在某一派上。他初任广宁时,总督瑞麟与巡抚蒋益澧、署理布政使郭祥瑞与署理按察使蒋超伯水火不容。蒋益澧、郭祥瑞被视为他的袒护者,但他没有让瑞麟把他列入蒋、郭一派予以打压,后来还逐渐得到赏识;蒋超伯虽视他为对方的人,他仍通过多方努力减少蒋的敌意,保住了官位。他总结出的为官要诀是:
十多年间,他避免卷入高官斗争,使对立的双方都接受、重视他。他很自豪地认为自己全靠本事,与总督瑞麟素无渊源却当上了首县南海知县。
随着资历加深,他不必再处处小心。光绪二年在罗定州任上,署理肇罗道齐世熙派一名巡检为委员来催各房承充典吏。杜凤治觉得此举无谓且要自己花费,在日记中写道:
他以蔑视委员来表示对委派者的蔑视,齐世熙后来也没有对他怎样。类似的例子还有:按察使张瀛几次批驳他对案件的处置并派委员来调查,他并不害怕,反而同上司、同僚讥笑、指斥张瀛。
日记所反映的清代官场「多姿多彩」,有些细节与今人的想象恰好相反:
在遵循上下尊卑的前提下,官场自有一套调适上下关系、互相关照抱团的伦理。上司对下属做得过分会有物议、影响威信;个别不顾后果的「牛二」小官,有时能把上下闹得无可奈何,上司还得设法安抚。
巡抚会同杜凤治谈论自己与总督的矛盾、议论总督受贿;总督、按察使也会同这个小官闲谈其他官员的八卦。
省城百姓建房时利用巡抚衙署围墙作自家屋墙,还在抚署围墙上开窗采光;督署、藩署内有很多下层「执事人」乱搭乱建;官府对穷人在城壕一带的「违章建筑」睁一眼闭一眼。总督、按察使亲自过问被审讯官员打伤的未成年「住年」;官府每年向盲人发放救助钱文。
有借官威为非作歹的,也有比官员还富有的;有些「家人」是榜眼的好友,有些属于士绅,还经常作为州县官的代表参与公务。
光绪元年,杜凤治在署理罗定知州任上给学正黄怡(荣伯)写了一封短简:
其时正值同治皇帝大丧期间,杜凤治连日率领罗定州文武官员在城隍庙举行哭临典礼。典礼结束当日晚上,他就请黄怡出面约几个人来州署「手谈」(作为知州不便亲自出面)。杜凤治知道在国丧期间嬉戏赌博有违官箴,所以嘱咐黄怡阅信后烧掉。这种事在清朝前中期是不可思议的——从这件小事,可窥见晚清官场观念与规则的微妙变化。
清代地丁向土地业主征收,士绅拥有的土地多于庶民,而清朝对士绅并无减免赋税的优待,反而经常责成士绅带头交粮,并谕令其催收本族、本村的钱粮。如果州县官「催征严酷」,或与当地士绅头面人物闹翻,就可能引发官绅冲突。
杜凤治在催征上毫不怜悯地使用拘押、烧屋等强制手段。日记连续十几年记载自己征收钱粮的经历,对催征过程中官员、书吏、差役、士绅、殷丁等人的言行有生动详细的记述——其中包括士绅参与征收钱粮甚至被责成催征这类不符清朝成文典章制度的做法。
杜凤治初任广宁即以征粮问题与士绅产生尖锐矛盾,广宁士绅认为他「催征太严」,发起抵制县考。这次官绅互斗虽有溢出「王法」之处,但终究在体制内进行,最后也在体制内息事宁人:他调去瘠缺四会继续当知县,闹考的士绅则屈服而免受严厉处罚。后来他吸收教训,很注意笼络地方绅士领袖,这也是他十几年做州县官顺顺当当的原因之一。
清朝发给州县官一年的俸禄加养廉银为 645—1545 两白银,在同治年间的广东大概可购买大米几万斤到十几万斤。不过,晚清州县官的养廉银都不可能足额发放。官员没有交通、医疗等福利,乘坐的轿子和抬轿的轿夫都要自行购买、雇请。清朝(除预备立宪时期)没有财政预算制度,公务经费对州县官来说没有保证;上司只要求按时解送定额 90% 以上的赋税,提留用于公务的比例极少,很多公务经费需要自筹。
美国学者曾小萍《州县的银两——18 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从陋规、养廉等问题切入,对雍正年间财政改革做了出色研究;但如果想知道清朝州县官具体的收支情况,在曾小萍书中难以找到答案。杜凤治日记为「州县官的银两」提供了一个可以连续考察的案例——他极少将「法外」收入写入日记,但仍留下不少了解真相的线索,甚至有若干直接记录;至于支出,多数都记得很详细。
他记下许多来自外国的新事物,一再写轮船,再三感叹西方科技「夺造化之奇」。针对轮船失事的新闻,他议论说:即使偶然出险,外国人还是会乘轮船来,中国人也不得不乘坐轮船,轮船代替中国帆船不可避免。他使用外国的温度计、钟表,记时干支与钟点并用,以洋酒招待客人,出高价为自己与家人拍照。
来粤后他买的第一批书中就有徐继畬的《瀛寰志略》,新知识很多来自这部书。他曾在赏月时想:
同治九年七月,他在汕头与德国鲁麟洋行买办郭紫垣谈话,用六七百字记录郭所说的普法战争始末,大致靠谱。任南海知县时,英国驻粤外交官员通过翻译告诉他苏伊士运河的事——他虽听得不甚明白、没记下运河的名字,仍把这件新鲜事写入日记。他辞官归里后在报纸上读到俄国沙皇被刺的消息,写下:
然而日记在很多地方又反映出社会停滞不变:他基本没有提及自己和家人购买洋布做衣料(对照当时海关洋布入口统计,可判断大多数官绅民穿衣并不靠洋布);中国内地最早的西医医院博济医院就在南海县辖地,但他两任南海知县共五年多,日记完全没有他本人及家人请西医诊治的记录;他知道地球是球形,但每逢日食月食仍照旧祈禳。
清朝的官制、科举制、税收制度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对洋务运动,他只作零星、侧面记载——上司花钱购买机器,他认为是不急之务、浪费金钱,不如用于赈济。广州城市格局与千百年前大同小异,居民生活变化不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他本人,还是上司、同僚、下属或日记中的绅民,没有谁想过中国必须彻底变革。邱捷教授由此判断:「即使到了光绪初年,中国社会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基础仍很薄弱。」
杜凤治对广东的富庶颇为赞叹,但对民情始终不看好。他认为广东盗贼多,原因是风气奢侈、生育过多、人满为患、父兄管束不严、人心浮动,因此预言「设有仗义疏财、辍耕叹息之奸雄出,攘臂一呼,势必人如归市,十万众可立致也」。
他所说的「十年内外必有事」并没有应验。然而他离粤后十几年,日记中多次出现的人物康赞修的孙子康有为掀起了维新变法的波澜;而在他来粤当年出生的孙中山,也在 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了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广东果然成了冲击清朝统治的「大乱」发源地。
杜凤治对每天的天气都有记载,有时各个时辰的变化也会记下,还会提及天气对农业、居民生活的影响,异常与灾变的天气更是详细记录。他多次记载广州的观音山(越秀山)、白云山、南海神庙的风景,对肇庆七星岩、南海西樵山等也有详细生动的记述。日记还多次记载辖境中有虎豹——同治十年正月的日记详细记述购买猎户以洋枪猎获的老虎以及剖割老虎的情况,是探讨大型猫科动物在广东分布历史的一手资料。
同治十一年十月,他在南海、番禺交界履勘后乘船回省城,记下了这样的景象:
日记中大量关于看戏的记载,是研究广东戏曲史的珍贵史料。早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冼玉清教授即据以研究《清代六省戏班在广东》。要点包括:
作为省城城区主管官员,南海知县杜凤治直接管理戏班,通常是省城高官衙署演戏的操办者,并承担大部分费用。
同治十一年慈禧太后诞辰,总督瑞麟在督署演戏三日,杜凤治自己花费了一千多两银子。
同治十年皇帝万寿省城演戏,两首县每日只给戏班 40 元,民间则要给 200 元。瑞麟知道后对戏班说,你们好好演出,除两县的 40 元外,我另加 100 元——为此次演戏他一共花了 300 元。
杜凤治调署罗定赴任路过肇庆,与高要知县孙铸商定:知府太太、道台老太太生日请档子班演出,两人各分担一日,每日洋银 60 元,比省城的「官价」多 20 元——即使如此,戏班还是要赔不少。
民间的规模更大。对民间演戏,同意或禁止就凭地方官一句话:在广宁,杜凤治因绅士交粮不前并担心演戏时「藏奸」,下令禁演戏、拆戏台、驱逐戏班;在四会,绅民要在天后宫演戏,他没有禁止,但因狱中关着大盗要犯,要求绅士、书役具结保证无事并加强巡查。这类民间演戏观众数以千计,一不小心就会发生大规模伤亡——日记记载东莞赛会演戏,观者数千人,不幸发生火灾,烧死男女七八百人。
与他任过职的州县地丁额相比,民间演戏的花费令人咋舌。广宁、四会、南海、罗定州、佛冈厅每年的地丁额分别约为八千七八百两、一万五千多两、四万八千余两、九千几百两、三千三四百两。而光绪三年十一月他在南海官山看到五年一次的大醮:
另在石湾勘查劫案时,他记下此地曾「高搭戏台、四班合演」,连演三日,花费二三千金。一次演戏的费用,竟相当于一县全年地丁额的可观比例——当然,戏班得到的收入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日记还记录了不少剧目,如《胡迪骂阎》《绣襦记》《羊叔子杜元恺平吴擒孙皓》《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聊斋题材的《胭脂》。其时戏班已有女演员(档子班),她们社会地位很低,往往成为有权有钱者猎艳的对象。杜凤治在日记中说:「近年官场莫不狎游,以故女档子日见其多。」督署前的华宁里有一间趣宜馆,有女优陪酒、卖淫,光顾者多为官员、幕客,杜凤治曾会同番禺知县胡鉴前往查封。
同治七年他在四会知县任上,民间有游龙灯之议,他写道:
游龙灯的队伍请求游进县衙,他也同意了,还给了赏钱。
以下按主题辑录日记原文片段。引文据中山大学邱捷教授点注本《杜凤治日记》,并由其《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及相关论文、访谈转录,编者按主题重排。原稿行书难辨,个别字词以整理本为准。
独特且难以替代的史料。日记所记案件几百宗,涵盖《大清律例》大部分罪名,并保留了审案时的观察、疑问、分析、判断与判决理由——即「为何如此办案」,为档案、公牍、官箴书所不能提供。
对州县官的实际职权、与佐杂书吏的关系、与士绅的合作与冲突、公局这类典章所无而实际运作的基层权力机构,提供了大量具体细节。
年成物价、衣食住行、风俗祭祀、演戏赛会、天气名胜、虎豹分布……尤其为「州县官的银两」提供了一个可以连续考察的案例。
如潘仕成、康有为家族(祖父康赞修、从叔祖康国器),以及瑞麟、刘坤一、蒋益澧、郑绍忠、方耀等。
广州名胜与地标沿革、南海神庙祭祀、虎豹分布、地图绘制、天气记录,乃至晚清岭南的演剧与禁戏。
《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活地狱》中不少情节,在日记里都能找到同样的事例。小说情节夸大虚构在所难免,而杜凤治亲历亲见亲闻、写得平实,作为史学论据更符合学术规范。
日记以较草的行书写成,又写得密密麻麻,还经常在两行之间、段末、页面天头用蝇头小字补记,且喜好使用冷僻异体字。邱捷教授自述:「经常会为认一个字查多种工具书,或请教几位书法家,有时还得靠猜。」
更麻烦的是「谁是谁」——日记所记人物数以千计,多数是不见于史籍的小官、幕客、书吏、士绅、庶民。杜凤治很少以本名、全名、正式官名称呼官场人物,多以其字号、绰号、官名别称或别称之简称记述:巡抚称「中丞」,布政使称「方伯」(有时更用冷僻的「薇公」),按察使称「廉访」,道员称「观察」,知府称「太守」。同一个称谓还可能指不同的人——他宦粤十几年间,实任、署理的布政使前后有十几人,搞不清交接时间,某处的「方伯」就不知道指谁,那一段日记也就无法读懂。
《杜凤治日记》点注本(全 10 册)是唯一便于通读的版本,简体横排、有注释,可直接读某一册对应某一段任职经历。手稿影印本(《清代稿钞本》第 10—19 册)适合核对原文与字迹,但行书难辨,不建议初读者从影印本入手。
读邱捷《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全书六章基本覆盖了日记最核心的内容,且大量引录原文,可作为选读点注本的路标。
研究司法与州县制度,读第 3—11 本(广宁、四会)、第 18—28 本(南海)、第 28—34 本(罗定);研究科举,重点读第 15 本(庚午科广东乡试五万余字);研究赋税,散见全书,以广宁、潮阳、罗定几段最详。
日记中人物多以字号、绰号、官名别称出现(中丞/方伯/廉访/观察/太守),读时需借助点注本的注释;同一称谓可能指不同的人,尤须留意布政使、按察使的历任交接。